没有房子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吗？这可能是萦绕在很多打工人心头的问题，它就像一个总会在耳边响起的声音，不断考验着现代人的心理耐受力。实际上，在这个问题背后更具本质性的问题在于，房子与家究竟是何种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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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日常生活的经验来看，没有房子的人生当然是失败的人生。因为没有自己的不动产，我们似乎很难在生活中建立安全感和确定性：我们要看房东的眼色行事，会陷入不断搬家的境地，甚至居无定所这种极端状况也有可能会出现。不仅如此，没有房子还会影响子女上学，影响个人所得到的社会评价——究竟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，因为有没有自己的房子、有什么样的房子，甚至比其他消费品和奢侈品更能够成为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标识。这些都是并不难理解的常识性体验。但是，这就足够回答那些疑问了吗？

或许，我们还可以给出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、中国人一直有着“安土重迁”的观念等答案。在这个语境下的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，实质上是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的逻辑做的理解——房子是人最基本的需求，只有得到这方面的满足才能再谈更高层次的需求；“安土重迁”这种解释，实际上约等于用A解释A，是一种对具体问题的抽象回答，因为它有一个前置性问题：究竟该如何理解“安土”？究竟什么是“安”，“安”又为什么要建立在“土”上？

在我看来，在现代社会中，房子与家的关系无外乎四种：有房有家，有房无家，无房有家，无房无家。

实际上，在上述四种关系类型中，有房有家和无房无家是最容易理解的，如果我们将幸福感这种主观心态看作光谱，那么有房有家和无房无家毫无疑问处于光谱的两端。有房有家是绝对意义上的幸福美满，无房无家则是绝对意义上的人生凄惨，而中间两种类型似乎边界模糊且不易理解。

实际上，有家无房的状态不必过多阐释，因为无论在各种媒介上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都会听到、看到类似的新闻，比如“租房的人生一样幸福”这样会被认为是“鸡汤”的故事。这里不对有家无房的状态做过多阐述，不是因为它在现实中不存在，而是因为有家无房的状态实际上存在很大的个体性差异，每个身处其中的当事人恐怕都有着不同的人生故事。

我们重点来讨论一下有房无家这种略显离奇但实则非常普遍的状态。

有房就约等于有家了，或者说，有房是有家的前提，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观念中关于现代生活的“默认值”。然而，现实的状况是，很多人买了自己的不动产——哪怕是全款买房或者房贷压力根本不大——却在现代生活节奏中把房子住成了旅店，而不是当成家。

现在，一方面，生活节奏的强度给人空前的压迫感；另一方面，大多数人的生活高度流程化。对最广大的人群来说，不论是有房还是没房，不论是进出写字楼的“金融民工”还是体力劳动者，大家都是被困在系统中的打工人。外卖骑手为了抢单奔波，精英白领为了KPI加班奔命，高校学生为了学分绩点成为“卷王”，青年教师为了发表论文脱发。各行各业都逐渐形成了疯狂加班的“内卷文化”。

仔细想一下，一个收入处于所在城市平均工资水平的人，每天又有多少个小时能够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呢？如果再算上一线城市非常可观的通勤时间，每天能有8个小时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已经足够幸运了。如果我们将自己暂时拉回疫情来临之前，那个时候，各地的高铁站、飞机场几乎每天都人流如织，大家行色匆匆，要么在赶往下一个出差目的地，要么准备开启一场“人生中不得不去的旅行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年之中或者一个月之中，又有多少人能安安稳稳窝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呢？在很多关于房价的讨论中，一个重要的测量指标便是前文提到的收入/房价比，但在我看来，如果可以，不妨测算一下房价/时间比，这里的时间是指每个产权人每年在自己的房产住所居住的时间。如果我们排除疫情这个突发变量，恐怕很多人会发现，自己做了一笔非常不划算的买卖。

从本质上说，现代人的基本生活状况就是“被剥夺”和“被侵占”的状态——这并不是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剥削，而是一种全方位的、由表及里的被剥夺状态。现代人不仅在生产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，还被生产资料占有者无情地榨取着剩余价值，时间和精力也被无限侵蚀。当一个人拖着职场带给自己的满身疲惫回到家中，面对唠叨或者坐在一旁只知道玩游戏的伴侣，还要面对辅导孩子作业这项足以令人血压飙升的工作时，他会有一种怎样的生命体验呢？

现代人的生活，往严酷了说，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争。在这场战争中，伴侣关系和家人关系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合作关系和战友关系，而一旦遇到了“猪队友”，合作关系就会呈现出“在斗争中求合作”的紧张状态。

以上种种，从本质而言，都是对“家”的最本质内涵无声而又无情的侵蚀。因此，现代人必须承认和面对的残酷事实在于：我们时常不得不面对有房无家的状态——不论你的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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